一代亡国君，“理解之同情”

一位不务正业的皇帝鱼肉百姓，沉迷道教，不问朝政。整日在宫中醉心于绘画、书法和奢华的园艺，搬运“花石纲”，惹得百姓揭竿而起，又愚蠢地背弃维系了百年和平的盟约，与更为凶狠野蛮的敌人联合，终致引狼入室。国都被破，皇帝本人和公主、嫔妃被悉数掳走。女眷惨遭蹂躏，自己也客死异乡。

这是宋徽宗吗？一位学识和艺术造诣均极高的人，会意识不到自己皇帝的职责？他又如何能够“恰好”做错了所有的事，仿佛就是为了让世人获得一个现世报的教训？

美国华盛顿大学历史系教授伊沛霞（Patricia Ebery）首次用一本传记的篇幅，试图接近徽宗本人的视角，还原他所处的情景，为在“昏君”和“艺术巨匠”这两个迥异的面孔间摇摆的宋徽宗，重新注入血肉。她的《宋徽宗》（Emperor Huizong）从作为端王的少年赵佶开始，书至他17岁零3个月时继承大统，一直铺展到禅让于儿子钦宗，乃至被金兵俘虏后，客死五国城，呈现了徽宗53年的人生全景。

乍看起来，为宋徽宗做传的人似乎不应是一位距他去世近千年后的美国历史学者。亡国的教训，徽宗父子罕见的悲惨经历，以及徽宗本人超绝的艺术造诣，使得对徽宗的论述自古便层出不穷。但在伊沛霞之前，近世对于宋徽宗的学术研究中，全面梳理徽宗生平的传记仅有三部。而这三部著作，名为传记，实则不是并未脱离道德审判和形象割裂的窠臼，就是更加注重梳理北宋末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徽宗只是其中一个章节。

对宋徽宗片面、割裂的认知，并不能简单地判定对错，它们与看待历史的视角相关。以传统的历史学家来看，在从历史中获得教益的“沉重枷锁”下，人们更关注君主与王朝政治的关系，思索制度与朝代兴亡的问题，徽宗是皇帝的注脚。

但是，相比于制度的反思，曾深耕家庭史和艺术史的伊沛霞更关注赵佶个人命运的沉浮。十几年前，她在编纂论文集《徽宗与北宋晚期的中国：文化的政治与政治的文化》（Emperor Huizong and Late Northern Song China：The Politics of Culture and the Culture of Politics）时，便开始冲击徽宗的刻板形象，把徽宗对艺术的贡献，拉进政治文化史中。又有《积累文化：徽宗的收藏》（Accumulating Culture：The Collections of Emperor Huizong）的专著，将作为艺术家的徽宗与北宋后期的政治文化相结合。而十几年后，她在徽宗的传记里，把他的各个侧面融为一体。

伊沛霞的梳理不是流水账。依据史料，蔡京、苏轼、黄庭坚、米芾、李诫，这些不同领域耳熟能详的名字，精确地出现在他们所处的具体年份，他们的各就各位，使读者贴近宋徽宗的视角成为可能。王安石变法的余绪；本朝改革派与保守派的党争；收复幽云十六州的遗训下，宋金联盟的权衡；出兵燕都与镇压方腊的矛盾，徽宗面临的抉择由此被一一引出。而在伊沛霞看来，这些抉择之间并没有因果联系，也并不能指向最终的悲剧。北宋的亡国充满偶然性，对徽宗的非难是知晓结局的后见之明。

这并非为徽宗翻案，伊沛霞的目的是解释。成为在皇帝前，赵佶首先是一个人，他在位时的种种独特性，便能够通过展现这个人的个性得到理解。她透过史料看到，端王赵佶儿时的模板是自己逍遥的皇叔，他在宫中长大，饱读诗书、熟稔礼仪，但他的哥哥是哲宗，他无意于皇位，而是倾慕绘画与书法，更想做一个文人。直到没有子嗣的哥哥突然驾崩，他因为顺位靠前，被推上皇位。他在位后对艺术的偏爱，便能够得到阐释。徽宗对道教的偏好，也可如是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