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中读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北大的王斯秧。

在司汤达的小说当中，有一部与《红与黑》齐名的《巴马修道院》（又译《帕尔马修道院》）。这部小说是司汤达根据一部意大利手稿《法奈斯家族遗事》创作的，仅用53天就口述完成，由一个抄写员记录下来。由于独特的创作形式，小说笔意轻灵，具有一种自由飘逸的音乐性。它和《红与黑》一样深受法国读者的喜爱，司汤达迷甚至根据偏爱《红与黑》还是《巴马修道院》分成两派，“红粉”（红与黑的粉丝）和“修士”。虽然《巴马修道院》具有更高的诗学价值，但在对读者的历史观与社会观影响层面，《红与黑》似乎更胜一筹，因为它是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现实主义小说。这是小说中第一次出现塑造个体的历史、政治、社会、文化等决定因素，呈现的是“被裹挟在不断变动的现实整体之中的人”。

▲《帕尔马修道院》

上海三联

我们从《红与黑》标题谈起。在十九世纪初，小说时兴用主要人物的名字当作书名，比如《勒内》、《阿道尔夫》。司汤达最初给这部小说起名《于连》，后来改成了《红与黑》。第一层解释，就是红代表士兵的服装，黑代表教士的道袍，像于连这样出身卑微的穷青年，如果早生20年，就可以追随拿破仑，在军队建功立业；可惜他晚生了20年，拿破仑垮台堵死了这条光荣之路。在教会势力猖獗的复辟时代，他只能披上教士的黑色道袍才能有出头之日。司汤达自己在一篇文章里写，小说描绘教会影响之下的法国，但是不愿用诸如“耶稣会会士与资产阶级”或是“自由党与圣会”这样直白的书名，所以用颜色来代表，只不过他也不知道谁是红，谁是黑。司汤达的其它小说也喜欢用颜色来命名，比如《红与白》、《粉红与绿》，同样有象征意义。第二层就是象征意义上的解释，红代表革命、鲜血、青春、热情，黑则代表森严、肃穆和死亡。我们也可以认为红与黑没有具体的含义，只是一种感觉，就像听音乐时产生的朦胧感觉。

《红与黑》还有一个副标题，叫“1830年纪事”，可见作者的意图是把小说当作当代历史来写。在此之前风行的小说，不是受司各特影响的历史小说，就是充满个人情调的倾诉，或是荒唐离奇的无稽传说。从巴尔扎克和司汤达开始，当代历史与社会才真正成为小说的主角。《红与黑》通过一个青年的经历，从外省写到巴黎，从宗教写到上流社会、贵族生活，从爱情写到政治格局与密谋，呈现复辟时期整个法国的社会面貌。

在司汤达之前，文学艺术作品有一种古典主义的人物观，认为人性普遍而永恒。司汤达却认为一切都是相对的。他曾经在欧洲各国游历或居住，见多识广，丰富的阅读加上广泛的游历，让他认识到一条最大的法则，那就是思想与情感的历史性与相对性。人不是抽象的存在，而是性情、家庭、种族与文化的产物，取决于多种多样的偶然因素。因此，他在小说中从不把人物和他的历史社会背景剥离开来。司汤达在一封向意大利读者介绍《红与黑》的文章里写道：“德莱纳先生和瓦勒诺是1825年左右法国一半有钱人的画像”，“德·莱纳夫人是巴黎、尤其是外省常见的那种迷人的女性，美而不自知”。每一个人物都不是超时空的人物类型，而是由大革命之后的法国新的风俗所塑造的典型的历史人物，归属于那个时代特定的社会阶层、政治立场和经济地位。

比如小说描写了德拉莫尔府沙龙的无聊气氛：“只要不拿天主、教士、国王、在位的人、受宫廷保护的艺术家和一切既成的事情打哈哈，只要不说贝朗瑞、反对派报纸、伏尔泰、卢梭和一切胆感稍许直言的人的好话，尤其绝口不谈政治，那就可以自由地谈论一切了。”把这么多敏感话题一一排除在外之后，人们交谈的内容就只剩下问好和天气了，最后一句“自由地谈论一切”是辛辣的讽刺。

奥尔巴赫在著作《摹仿论》中指出，笼罩着贵族沙龙的“无聊”并非普通意义上的、个人情感的烦闷，而是由特定的历史环境所造成的社会氛围。经历了法国大革命的贵族充满恐惧与迷茫，不敢说出真实坦率的言论，仅仅用无关痛痒的废话来维持社交。另一方面，出身于资产阶级的、庸俗势利的暴发户进入贵族沙龙，败坏了原本高雅的社交氛围。只有结合法国七月革命前夕的历史背景，读者才能理解这一片段。

又如这沙龙里两个独特的人，于连和玛蒂尔德，他们都厌恶自己所处的无力又无趣的十九世纪，向往已经逝去的光荣时代。但是，他们身份不同，内心的想象也大不相同：于连出身贫穷，他向往的是下层民众能够凭借勇气和才智出人头地的拿破仑时代；玛蒂尔德世袭贵族，性格高傲，她的偶像不是当代英雄拿破仑，而是她生活在十六世纪的祖先博尼法斯·德·拉莫尔，为了解救朋友亨利四世而牺牲。玛蒂尔德崇尚的不是祖先的权势地位，而是他忠诚勇敢的贵族精神，还有他和王后之间的爱情。甚至是小说的配角，于连身边形形色色的神父，按照他们是耶稣会会士还是冉森派教徒，行事的方式、说话的腔调都不一样。人物的每一个行为、每一个想法都受到社会规则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司汤达是一个具有超前意识的社会学家。

在社会现实之外，《红与黑》更深刻地描绘了心理现实，这两种现实相伴相生，但有时并不协调。于连可以说是一个典型人物，是他那一代年轻人的缩影。但是，无论在哪一个环境里，他都与众不同。在家里，父亲和哥哥因为他不够壮实，瞧不起他、打骂他；在神学院，其他庸俗的农家弟子嫉妒他，排挤他；到了巴黎的侯爵府，他又跟浮华无聊的氛围格格不入。再来看玛蒂尔德，她是沙龙的女王，深谙巴黎的社交规则和谈话之道，喜欢用尖刻却又妙趣横生的话来嘲弄别人。但是小说写道：“玛蒂尔德的性格在我们这个既谨慎又道德的时代是不可能有的”。这两个人物，既浓缩着他们的时代和阶层，又是所属阶层的异类，表现出异乎寻常的情感和思考能力。从刻画独特的性格这一角度来看，小说体现出浪漫主义的一面。它在这些与时代格格不入的人物身上，展现出诗意的灵魂与现实的冲突。

《红与黑》第五章，于连刚刚出场，准备去当家庭教师。一开篇就屡受父亲责罚的文弱少年做出这样的反应：“然而，一当他那可怕的父亲看不见他，他就放慢了脚步。他认为到教堂转一圈儿对他的虚伪有好处。”此时，叙述者突然跳出情节，与读者交谈：“‘虚伪’这个词使您感到惊讶吗？在到达这个可怕的词之前，这年轻农民的心灵曾走过很长一段路呢。”小说紧接着就用几个事件说明于连如何审时度势，放弃成为军人的理想、走上教士之路。这里所说的“虚伪”性格绝非天生，也并非独立、封闭地养成，而是在与周遭世界的互动中形成。少年于连见识虽少，却从他有限的交往圈中窥见了社会格局的变化。他所见到的军人点燃了他心里的热情，这热情杂糅着浪漫的英雄主义与现实的飞黄腾达的野心，是内心与外在环境的一种契合；然而世事变化，他只能收起不合时宜的理想，转向一条更为稳妥的晋升之道。“虚伪”意味着内外的反差，但小说不满足于推出一个“虚伪”的形象，而是要描绘这个时时处在斗争与冲突中的人。有一次教士聚餐时，于连突然狂热地赞颂起拿破仑来了：“新的虔诚正当盛时，那股噬咬着他的灵魂的火突然迸发出来，揭去了他的假面。”事情如果到此为止，于连这个人物还不够有深度，仅限于一个满腹理想主义的浪漫派人物。他为了惩罚自己暴露内心，借口受伤，把右臂吊在胸前长达两个月，以此警戒自己。自我体罚成为修炼“虚伪”的一种方法。

于连把敏感视为软弱，每当他有真情流露的冲动，就尽力用理性来压制敏感。他不断地分析自我、解释自我并纠正自我，不是因为他工于算计，恰恰是因为他的野心与虚伪都不够彻底。他的斗争始终在两个层面，一个是出身低微而才华横溢的穷人实现社会地位上升的外部斗争，一个是自卑又自尊的年轻人克服敏感的天性、给自己强加责任的内心斗争，两者相伴相生，但后者更为激烈，构成小说暗潮奔涌的深层脉络。小说这样形容于连：“在这个奇怪的人身上，几乎天天都是风暴”。评论家普雷沃说：“巴尔扎克的主人公首先在与世界作战；司汤达的主人公尤其在与自身的感性作战，不断地跟自己为难。”

于连这个形象正是在持续不断的冲撞与对立中构建起来。尤其是他在冲动之下回到维里埃、枪击德·莱纳夫人的行为，突然揭示出于连性格中深藏不露的一面：小说开篇，他是一个像女孩子一样清秀羞涩的小青年，他又是在空寂无人的山顶与教堂中尽情遐想的梦幻者，巴黎上流社会中无懈可击的征服者，此时又突然变成了失去理智的杀人犯。各种面貌重重叠加，向读者呈现一个难以捉摸、难以定义的人物。

在十九世纪，这样一个人物曾使习惯于传统小说的读者感到困惑。《红与黑》面世时，很多读者都认为“于连的性格在某些地方虚假、矛盾、不可理解。”连司汤达的好友梅里美也问他：“您为什么选了一个看起来这么不现实的性格？……我以为理解了于连，可他没有哪一个行为不违悖我所设想的性格。”推崇现实主义的左拉也认为于连性格离奇古怪，特别是他枪杀德·莱纳夫人的行为：“这完全不符合日常的真实，我们随处可见的真实。心理学家司汤达就像故事大师亚历山大·仲马一样，把我们带到了奇幻之境。从严格的真理层面来看，于连就像达达尼昂一样让我惊奇。”（达达尼昂是大仲马小说《三个火枪手》中的人物，这里左拉把于连和冒险小说的主人公相提并论，意思是故事荒诞离奇，不合常理）。然而，到了二十世纪，人物的复杂多变、意图与态度的多样化成为现代小说的一个标志，证明了司汤达的写作具有远超时代的现代性。

从整体来看，变动不居的人物仍然具有内在逻辑。司汤达笔下最为关键的概念——力量，有助于理解人物。这种“力”指的是生命活力与动力，也就是小说中德·拉莫尔侯爵无法定义的于连性格深处“可怕的东西”，包括意志坚定、愿望强烈，也包括情感强烈、感受深刻。于连企图杀死德·莱纳夫人，不仅仅是因为她毁了自己的大好前程，更是因为她写信揭发，意味着背叛从前的感情。背叛使他出离愤怒，才做出这个毁灭他人、同时自我毁灭的举动，他宁愿毁灭爱情也不愿接受不纯洁的爱。如果没有这个最终的转向，于连的形象就会停留在野心家的层面，仅仅把爱情当做晋升的手段，“把英雄主义寄存在成功的衣帽间里”（吉尔贝·杜朗）。其实这个时候杀死德·莱纳夫人于事无补；如果于连老谋深算，他应该向德·拉莫尔侯爵悔过求饶，才有望保住前程。他出于骄傲而放弃财富与野心，恰好证明他不是一个为了发迹而不择手段的野心家。他深层的本性最终显露，被野心所掩盖的敏感与高傲，突破种种顾虑与克制而迸发。可以说，这个行为让于连在现实利益的层面失败，却让他在小说浪漫精神的层面得到拯救，证明了他性格的坚毅与爱之热忱。

▲《红与黑》电影剧照

现实中的人远非只有一种激情，一种稳固连贯的心理，而是身处外在世界与内在世界各种情境的交汇处，是先后相继的各种状态的集合体。司汤达从不先入为主地规定某种性格，而是通过记录与审视人物的行为，不断地发现他性格中新的一面，展现人心的戏剧性。正如左拉所说，司汤达创造出了“心智与激情全速运转的人类机器”。有些读者觉得司汤达笔下的某些人物似乎比巴尔扎克的人物更有深度、更出人意料，原因是司汤达在他的主人公身上集中了全部人性，而巴尔扎克把不同的激情分散到各个人物身上。巴尔扎克塑造典型人物的方法，是把他的某种激情推到极致，作为决定人物命运和推动情节发展的动力，于是人物就成了这种激情的化身，比如高老头象征着父爱，葛朗台象征吝啬，拉斯蒂涅象征野心。但是，司汤达笔下的主人公，于连、法布里斯，很难用某一种激情来定义，他们身上融合各种相互对立的品质，经历转变巨大的成长，正是因为小说从内部出发、以强烈多变的情感支撑起复杂的人物形象。

值得注意的是，《红与黑》是根据1827年一桩真实的刑事案件创作出来的。一个名叫安托万·贝尔德的穷青年，在神学院学习四年后到贵族米肖先生家当家庭教师，与米肖夫人产生恋情，被扫地出门。他在教堂里向米肖夫人开枪，被判处死刑。于连这个矛盾的人物并非来自小说家的凭空想象，恰恰相反，作者试图通过小说，理解这桩表面看来离奇古怪、难以理解的事件。司汤达的真实不局限于明晰理性的心理分析，而且指向人性晦暗不可知的领域。在于连这个脱胎于现实、又高于现实的人物身上，我们可以看到，浪漫精神并不是现实的对立面，而是与现实合一。现实唯一的法则是无序、易变，人心的现实更是如此，小说也应通过多变的人物、无常的事件，呈现现实的丰富与厚度，这才是最忠实的现实主义。这就是为什么司汤达被称为浪漫主义的轻骑兵，又是现实主义的代表。独特的双重标签印证了作家对社会与人性的深刻认识。他认为小说应该再现时代本质，更要关注人心的真实，暗示现实的种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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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司汤达之前，文学艺术作品有一种古典主义的人物观，认为人性普遍而永恒。

司汤达却认为一切都是相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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