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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行漫记

作者:塞林格的后窗

2017-07-07·阅读时长14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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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千载帝陵在——秦始皇的时代与历史遗痕

走走停停,独自行走在历史与当下的汇流处,感悟到千载之前古人的忧思是我此行的最大感悟。

一个人的旅行的第三日我来到了秦始皇兵马俑参观,对于这位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皇帝与做出杰出功绩的帝王,我有着自己的思考。

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著名的历史人物,他生活在公元前3世纪的中国历史舞台上,但他的影响却一直活到了今天。对于秦始皇的评价亘古不休,各种意见也是彼此相对,要追溯对于秦始皇的历史记忆首先就需要在史籍与文物中发现他。

先看秦始皇同时代人对于其的直观感受,战国军事家尉缭认为:“秦王为人,蜂准,长目,挚鸟膺,豺声,少恩而虎狼心,居约易出人下,得志亦轻食人。我布衣,然见我常身自下我。诚使秦王得志于天下,天下皆为虏矣。不可与久游。”——《史记秦始皇本纪》。这段文字活生生的把秦始皇(当时还是秦王)刻画成一个阴鸷凶狠的人物模式,但历史事实是否如尉缭所描述的却有待商榷,在一贯以法家思想治国的秦地,作为臣子会在严刑峻法的政治文化环境中生成对于君主的一种近似天生恐惧的心理感受,而尉缭所描述的个人化、情感化色彩就显得更为突出。但在当时人眼里嬴政无疑是一个胸怀大志、布武天下的霸主形象。

在稍后的汉代司马迁对于秦始皇的评价无疑有着其同时代人的影子,其关键词是暴虐和贪鄙。在秦一统天下数十年后生活与著史的太史公,有鉴于秦取天下多暴的历史事实,为汉代初年文景之治的无为而治更为认同,于是对于秦始皇更多的是一种审慎的批评态度。贾谊的《过秦论》更是脍炙人口的争论散文,秦亡的历史教训在西汉早期的历史叙述中有着重要的作用,也是汉代人非常关注的热点话题。这从《史记》、《汉书》的大量着墨可以清楚地看到。当今人走进兵马俑坑时,迎面感受到的绝对不会是西汉时代人们所感受到的那种“天下苦秦久矣”的历史焦虑感,也更难体悟到贾谊、司马迁等人着重论述的秦人夺取天下的残暴少仁义。面对那庞大的地下军阵,我与身边熙熙攘攘的游客最直观的感受是惊叹,是为这种地下的超级工程所折服,而不是一种对于暴虐贪婪的大帝国的口诛笔伐。历史在这里呈现出了有趣的面孔,我们这一代人所理解的秦皇汉武与我们的先祖的认识完全可以说是南辕北辙。有趣的是距离秦始皇所生活时代越远的人,对其的评价越高;与秦始皇类似的曾经执掌大权、手操天下重任的君主或权臣也是对秦皇的功绩予以高度评价,这莫非是一种历史的巧合?站在兵马俑前,我想到了顾颉刚先生提出的“层层积累的古史”的观点,人们对于秦始皇的认识与评价本身也呈现出一个有趣的变化趋势——由抑到扬。

秦始皇似乎成了中国古代史上最热门的话题人物,要是放到今天也绝对是微博热门话题排行榜前五。对于秦始皇的不同评价本身正折射出每个时代的独特的文化社会语境,在儒学家的作品中其被塑造为暴君,在政治家心目里他又是雄才大略的不世出的杰出统治者。对于这样一位深刻影响中国与世界的皇帝,人们的历史记忆与叙述如何会呈现出如此异彩纷呈,彼此彼此尖锐对立的局面呢?这个问题引起了我的思考。在阅读了日本史学家鹤间和幸所著的《始皇帝的遗产:秦汉帝国》一书后,我有了新的发现与着眼点。对于秦始皇的记忆,我们许久以来都是沿袭自史记汉书为母体的官方正史,或者说是中央政治历史叙述的产物,而缺少一种来自地方或更低层级的看法认识,对于秦代与秦始皇的研究近年来则随着数量众多的简牍文献的破土而出而成为新可能,正如书中前言那激动人心的导语——超越《史记》、《汉书》。

这二十几年的中国古代历史、尤其是秦统一中国的历史,离开睡虎地秦简的出土史料是无法撰写的,仅仅依靠作为基本史料的司马迁的《史记》显然已经很不够了。同样,今后撰述秦汉史的时候,作为史料的里耶秦简亦绝非可有可无。

在里耶秦简里最有意思的则是一部独特的长达五十枚竹简连缀而成的《编年记》。这些竹简实际相当于今日墓碑上刻写的墓主人生平事迹的墓志铭,或者说则是当时地方官吏的履历书。出土在南国的编年书以更加地方化的视角为我们对比思考秦王朝与秦始皇时代的政治与社会面貌提供了可能性。这些竹简的主人属于一位名叫喜的掾史,他负责的工作就是处理文书公文,撰写法律文书,这在秦代是一项十分重要而基础的职责岗位。

透过类似里耶秦简这样的地下出土文献,我们看到了一个帝国的另一个侧面。这个侧面是地方小吏眼中的秦代。在喜一生中打交道最多的还是行政上的事务。在前219年的时候作为一个地方官吏,他有幸作为地方安全保障人员见到了秦始皇。简文里纪录的“今,过安陆”不过寥寥数字,却生动地流露出一种帝国官员对于自己在这个庞大帝国体系内供职的自豪与欣慰。这是另一种帝国的视角。

当走进秦始皇兵马俑坑时会为庞大的地下军团而瞠目结舌。在参观过程里也曾产生疑问,这庞大的武力是秦皇统一六国时的出征军队还是天下一统后咸阳城内的守军?根据目前对秦俑的研究,多数学者认为应为参加了多次对六国征战的军队。兵马俑坑一共有四个,其中一号坑是面积与规模最大的。不同的战士组合起来就成为了一支百战雄师。在陕西省历史博物馆参观的时候也有秦俑的模样的展示,通过细致的观察可以发现不同的士兵在面部特征上还是有相当大的差异,应该是来自不同的地区区域。这些士兵来自不同的区域,大致有三处。分别是关中、陇右与巴蜀地区,这三块也是战国时期秦国主要的版图控制区。

兵马俑千姿百态的战士诉说了统一六国时的历史记忆,这是更为直观而鲜活的,在以往人们的历史记忆里,秦取天下多暴,是凭借血淋漓的征伐与不断地杀戮而成就了空前的大一统帝国。

“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异变,成功大。”秦人的冷酷无情,英勇善战铸造了不朽的功绩,却也成为历代文人争论家争执不休的话题。从秦惠文王与魏国争夺河西地开始到秦始皇吞并六国,百余年间秦国斩首的六国士卒就多达135万人,但统一的历史趋势终究无法逆转,即便荆轲刺秦在文学史上为后人津津乐道,也再无力挽回大厦将倾的危局。秦之所以一统天下不是偶然的,不是仅仅凭借着武力杀伐,而是有着深厚的制度层面与经济层面的原因。

透过兵马俑与数千年前的地下军阵面对面,感悟到大秦帝国的飒飒风姿。根据袁仲一先生的研究,秦兵马俑按照体质特征可以分成三类:脸颊胖乎乎的是关中出身的土生土长的秦军士兵;高颧骨彪悍体型的是陇右出身的士兵;圆脸下尖下颌的是巴蜀一带的士兵。秦军夺取天下的奥秘也就在于这些士兵俑身上。我根据观察与分析,认为主要有以下原因。

首先就在于高度精良的武器装备与标准化生产,这也意味着在两千多年前的古代秦军能有充足的后备军用武器来替换受损的武器,这意义无疑是重大的。在激烈的战争中,当己方的武器受到严重的损害后,能迅速的维修、替换对于士兵的战斗力水平的维持在高水平是重要的保证。古语有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秦人争夺天下的奥妙就在于高度发达成熟的武器制造体系,而这一体系自身至今仍然存在着许多谜团难以解释。

图为长平之战时秦军弓弩手的复原图,秦弩以其巨大的杀伤性而著称于世,但秦弩本身由许多零件组成十分复杂。为了保障一旦出现问题个部分零件能随时组装,标准化生产就十分关键了。《释名》所释:“弩者,怒也,含其声势威响如怒,故以名其弩也”。弩在兵马俑坑大量的发现,但由于时间太过久远,弩木均已腐朽,但从完整的弩遗迹仍然可以复原出当初的秦弩。弩能储能并延时;望山用于瞄准,极大提高射击的准度。箭镞是配合弩使用的兵器,一号坑出土铜箭镞约4万余件,镞的末端称为铤,铤上缠有麻丝插入杆内。令人惊叹不已的是镞锋三个弧面几乎完全相等,是一种趋近完美的流线型。这种轮廓线类似子弹的外形,有效地减低了飞行过程中的空气阻力,可见当时的精湛工艺与高超水平。正是这些远射兵器加速了秦国的统一进程,成为令敌手言之色变的杀手锏。

秦俑坑出土的铍、戈、戟、矛等大量兵器都铭刻有制造管理者、工场和工匠的名字。如一件戈身就刻“四年相邦吕不韦造,寺工、丞我、工可”等铭文。普通的一把剑就要经过双合范铸造成型,加热锻打,锉磨,再抛光,氧化铬防锈技术处理等等复杂程序,然后开刃,刻上各个制作负责人的名字,最后验收。让我们仔细检视这出土的19把完整的青铜剑,其剑身的8个棱面用游标卡尺测量误差都不足一根头发丝,剑剑如此!此外,在兵马俑坑中发现的大量青铜铍,它们的制造时间前后相隔十几年,但其造型和尺寸竟完全一致;4万余件箭镞的箭头底边平均误差仅仅有正负0.83毫米;大量结构复杂的弩机,其零件精准到都可以互换,实在令人惊叹不已!

秦人统一兵器标准,并执行极其严格,确保了所有秦军使用的都是最好的兵器,而保证这一切的,就是无数辛苦作业在兵工场的工匠,他们用自己的聪明才智与粗糙的双手一丝不苟地打造着精良兵器,用心将青铜铸就成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帝国!二千多年前的精工制作的军事武器令世人震撼,秦人用自己的一丝不苟打造了气吞六国的强大武力并最终创万世基业,标准化生产与强大的技术力量可以说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其次就在于高明的战略布局,具体说来就是先收复并夺取魏国占据的河西地区,接着南下秦岭征服巴蜀,东出函谷关与三晋争夺。当秦国成为拥有陇右、巴蜀、关中三个主要板块和河东、中原的部分地区时,其战略优势就已经十分明显了。被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中,记录了很多地理环境对当时社会影响的史料,司马迁根据当时全国的地理条件,把全国分为四个大的经济区,即山西(关中)、山东、江南、龙门与碣石以北,着重记载这四个经济区的地理状况、生产状况、社会风俗等,几乎所有有关地理条件的因素,诸如地形、气候、土壤、森林、矿藏、交通、水资源等均有涉及,并进而指出,不同的地理条件造成了不同的经济基础,从而形成关中的耕地只占全国当时总耕地面积的三分之一,人口占全国的十分之三,而其财富却占到全国的十分之六。从太史公的书中就可知与秦代相不远的西汉初期关中是十分富饶的首善之区,以少陵的耕地与人口占据了大量的财富,这与秦汉两代的关中本位政策是密不可分的,但在战国时代关中远没有后世的财富如山积的状况,而是正处在开拓之中的沃土,彼时的关中仍是地广人稀。

唐人杜佑也认为,关中的地理条件对于政治上的巩固和统一是很重要的。他指出“雍州之地,厥田上上,户杜之饶,号称陆海,四塞为固,秦氏资之,遂平海内”。他针对当时有关迁都的论点,强调指出:“夫临制万国,尤惜大势,秦川是天下之上腴,关中为海内之雄地,臣唐受命,本在于兹,若居之则势大而威远,舍之则势小而威近,恐人心因斯而摇矣,非止于危乱者哉!诚系兴衰,何可轻议”(注:《通典·州郡典》四。)。

张衡在《西京赋》中更明确指出:“秦据雍而强,周即豫而弱,高祖都西而泰,光武处东而约,政之兴衰,恒由此作”,说明秦强周弱与地理环境有很大的关系。

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陕西方舆纪要序》中指出:“陕西据天下之上游,制天下之命者也,是故以陕西而发难,虽微必大,虽弱必强,虽不能为天下雄,亦必浸淫横决,酿成天下之大祸”。

从古人的评论中就可以知道关中地区的地缘优势是十分突出的,正所谓居天下之上游,东出则进窥中原以逐鹿天下,西进陇山则河西可图,北牧横沙则河套、云中难以久,南逾秦岭则巴蜀入于囊中,秦国在西周故地崛起强大不断东进于是也有了深刻的历史地理原因,这从秦人都城迁徙的顺序与故事可以得到印证。而秦国就是依仗着易守难攻的地理优势在战国时期占据了上风。

在兵马俑坑里众多的士兵中,看到来自秦国内部不同区域甚至不同族群的士兵是十分常见的,这规模庞大的地下军团包括了秦人、义渠人、匈奴人、羌人等,来自关中、巴蜀、陇右等不同地区。

透过兵马俑的考古发现就可以直观的感受到昔日强大的秦帝国的崛起之路,秦人东进的步伐从未停止,其民尚武的精神给史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也构成了今人对于秦的历史记忆。

无论是在陕西省历史博物馆秦汉部分的展厅,还是亲临兵马俑坑之上驻足细看,都可以发现秦人无与伦比的智慧与恢弘的气势。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秦统一天下之后著名的统一文字中,其文字从文字学角度不是完全意义的简化而是有复古甚至繁化,秦人使用的文字是渊源于周代文字,和六国的俗体字不同,这是我在参观过程中以及查阅历史学、文字学的资料后得到的宝贵新知识,也纠正了以往的知识漏洞。

相对东方六国文字而言,秦文字并不是“简化字”,而是最保守、最接近西周春秋文字的一种,在一定程度上,秦统一文字甚至起到了文字“复古”的作用。这一点跟亲王所说的恰恰相反。 东周时期,秦一直是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其疆域又处在西周故地(也是西北边陲),因而秦文字没能跟上东方六国文字剧烈变化的步伐,而是恪守陈规,很大程度上继承了西周春秋文字的字形及用字习。

秦始皇统一文字的主要内容,是规范字形与用字习惯,而不是简化。“字形”大家都理解,所谓“用字习惯”,是指用哪个“字”记录哪个“词”,如秦文字用“爵”记录爵位的“爵”,楚文字则用“雀”,后统一作“爵”;秦文字用“謗”记录诽谤的“谤”,楚文字则用“方”,后统一作“謗”;秦文字用“重”记录重量的“重”,三晋文字等则用“冢”,后统一作“重”等等。从这几个例子也可以看出,“书同文”重点在“同”,而非“简”。准确的说秦代统一文字是确立了比较固定的标准字形,这是与战国时期各国俗体字盛行文字不统一相对应的。秦代统一六国,在广大区域内需要传达行政文书自然需要有一个类似现代简化字国标的标准,但是否一定都简化却不是那样。

关于秦代与秦始皇的历史记忆,概括起来就是由单点逐步多元化,由过去的褒贬参半讥讽较多到比较客观科学的评价秦始皇在政治制度、国家建设乃至其他诸方面的功勋。秦始皇也逐渐被脱去过多的道德评价的外衣而为人们所注目、同时人们对于秦代的了解也通过如兵马俑坑、里耶秦简更加具象化,从中央到地方,从法律文书到行政公文,一个立体的、有声有色的古老帝国逐步在考古学家和历史研究者的笔尖浮出水面。

二、谁知汉阳陵——地下世界的汉代遗章

作为旅行的核心,以西安为中心的秦汉、隋唐遗迹文物是重中之重。汉代在中国的历史上熠熠生辉,人们也常习惯秦汉并提,在这次考察中我来到了汉阳陵(因时间原因未到访茂陵),得以一窥汉代的神秘风姿。

汉阳陵博物馆是一处颇具特色的博物馆,首先就是这里讲解员的汉服服饰十分有民族特色;其次则是这是一座独一无二的位于地下的博物馆,馆里温度在炎热的夏季显得格外难得。言归正传,阳陵是由帝陵,后陵,南、北区从葬坑,刑徒墓地,陵庙等礼制建筑,陪葬墓园及阳陵邑等部分组成。阳陵陵园东西长近6公里,南北宽1至3公里,面积约12平方公里。阳陵封土高约31米,陵底边长160米,顶部东西54米,南北55米,陵园为正方形,边长410米,四边中央各有一门,均距帝陵封土110米。这是西汉第第五位汉景帝刘启的陵墓,在刘启的墓中有许多给我印象深刻的文物发现,这里先就最具特色的汉代陶俑来谈。

在汉阳陵墓中出土数量众多的人物陶俑,有塑衣和着衣陶俑两大类。塑衣陶俑就是陶俑身上的衣服是画师在陶上用颜料绘制上去的,而着衣陶俑则是本身身上就穿着丝麻类衣物,只不过由于年代久远其身上的衣物大多在土壤里腐烂难以辨识了。下图就是经典的塑衣陶俑,有男立俑、女立俑还有跽坐形态的。十分难得的是创作者高超的艺术素养与审美情趣,生动地刻画了这些宫女、侍女的样貌体态,身着白色深衣,双足穿方头履,其面庞圆润,眉目清秀,胡须外撇,双唇紧闭,是恪尽职守、恭谨唯命的文吏或侍从形象。女俑脸庞丰润,面容姣好,身穿白色深衣。刻画细腻、其题材虽然取自现实生活,却又尽力突破现实,表现了对世间生活的肯定和赞颂,是将写实与浪漫相结合的杰出作品。令人印象深刻又赞誉不绝。

这些姿态惟妙惟肖的人物陶俑,也可谓是古代中国艺术史上的璀璨明珠,展现了二千多年前汉代的熠熠风姿。除了人物俑,还有数量丰富的动物俑,包括陶牛、陶羊、陶猪、陶狗、陶鸡。陶羊有绵羊、山羊之分;陶狗有家犬、狼犬之分。这些庞大的动物军团都是为了地下世界的帝王与王后妃子们所享用,正符合汉代“事死如事生”的生死观念,这些动物俑神色清晰可辩,造型独特,为研究汉代的畜牧业和动物养殖提供了珍贵的资料,也可谓是汉阳陵的一大特色。即便在数十米深的地下,皇帝依然是主人而执掌和享受着他生前所享受的奢华的生活,即便是一生推崇清平政治的景帝刘启。

汉代的历史在以往更多的依赖的是传世文献的记载,《汉书》、《汉纪》等文献典籍保存了丰富的史料。但随着汉阳陵等汉代墓葬的发掘,则更加丰富了人们对这个王朝的立体认识。发达的宫殿排水系统,威严而有等级的车的制度规范,仪容美丽的汉家侍女都令中外游客流连忘返于这座奇妙又独特的地下世界中。最值的一提的是在汉阳陵中发掘出了世界上迄今最古老的茶叶遗存,这也是十分具有文化意义的发现。东方的这种神奇的植物如今已经成为了世界三大饮料之一而风靡世界,茶叶在古老的汉王朝也曾是上层贵族饮用的饮品,这无疑丰富了文化史学者对于中国饮茶史的认识。

汉从小而大,由弱向强。汉王刘邦以汉中、巴蜀为根据地夺取关中以为争夺天下的根据地,最终击败项羽淹有天下。汉代的制度设计是复杂的,博采众长,汲取了秦王朝的郡县制、皇帝制,又吸取了西楚霸王项羽的分封诸国制度,郡国并行成为西汉初期50多年的国策。至景帝时期正是一个暗涌向上的关键时期,从阳陵的布置、规模、出土文物就可以看出一个王朝日益繁盛的强大决心,这是华夏文明的再次上扬,也是积累智慧的结果,文景之治铸就了汉景帝在千载中国历史上的赫赫声名,而同茔异穴的景帝与王皇后则似乎在千载之后留下了后人更多关于爱情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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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林格的后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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