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整理·孙若茜

一

我最近把平常读的书全放一边了，猛读你们给的这些书。实际上这个夏天我读书最多，本来，暑假里愿意到哪儿去走走，可是疫情管控，到哪儿去，说不定被扣在哪儿了，最保险的是缩在家里读书。做终审评委挺占便宜的，初审评委做了好多工作，挑出了一批书，大多数都不错。我还算读书多的，但还是多数没读过，甚至没听到过。从来没有这么挺长一段时间，不写作，不思考什么，就读书。这本来是我一直有的愿望。大多数事情，那些优秀作者比你知道得多，想得有意思，何必自己写作，不如享受别人的知识和思想。这下过了瘾了。不过，不见得真会一直这样下去，挺长一段时间不自己去集中思考，还是有点儿不习惯。

这几十本书，各种题材，但你都能读出来，差不多每一位作者都怀着他自己对当下的关切。《现代性及其不满》《虚无时代：上帝死后我们如何生活》，这些作者自不必说。拿《希腊化时代》来说吧，那是一个那么遥远的时代，可作者去写它，还是有他切身的关切。书里引用历史作家威廉·塔恩的话说：希腊化时代极其现代。我讲课讲到希腊化时代，也常这么说。我们讲希腊，主要讲希腊的城邦时代，好像它比希腊化时代重要得多，也的确，城邦时代最是希腊特色。不过，要说起来，希腊化时代是跟我们当代最像的一个时代。希腊城邦是很小规模的共同体，你一两天可以绕它走一圈，你认识城邦里所有的公民，即使在规模最大的城邦里，你也认识几乎所有活跃的公民。古典希腊人的方方面面都跟城邦联系得很紧，他的作为、他的抱负、他的伦理观念，处处都体现他跟自己的城邦的联系。到了希腊化时代，一下子，一个人生活在一个巨大的帝国里，幅员几千公里，人口无数，政治决定在遥远的宫廷里做出，你被拉去打仗，而战争发生在你从来没听说过的地方。在这样一个漫无边际的世界里，个人的生存变得那么insignificant，微不足道。人跟他的共同体，跟他的共同体的命运，远远隔开了，或者不如说，我们要是以希腊城邦为范式来理解政治共同体，到了希腊化时代，就根本没有政治共同体这回事了。

“政治”这个词本来是从polis来的，到了希腊化时代，如果你还要思考政治，这种政治思考肯定跟古典时代的希腊政治思考大不相同。实际上，希腊化时代也没有什么政治思考，那个时代的主要思想更多的是伦理学思考。古典时代的伦理思考难免跟共同体连在一起，现在，伦理学退回到个人如何自处，当然，个人之外总有他人，只不过，个人与他人的关系更多是私人之间的关系，追求的不再是城邦那样的有限的共同善。共同善变得很远，很抽象，最后，集中在上帝那里。的确，人在身边没有抓得到的精神支持，个人要保持道德与精神，就要跟高远的启示发生直接联系。这也是后来基督教生长的土壤。我们从来没有过可感知的政治共同体的经验，我们的世界也漫无边际，再加上科学教给我们的宇宙，所以说起来，我们的时代的确更像希腊化时代而不是希腊城邦时代。在这个茫茫的宇宙之中，我们个人生存的意义何在？《希腊化时代》这本书并没有谈论现代问题，但就看作者引用塔恩的这句话，你就知道他写这么一个遥远的时代，有他对当代的关切。

二

说起当代关切，这批书里有好几本是传记，《但丁传》《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传》，而且这几本篇幅最大。《陀思妥耶夫斯基》那一本写的是他1871～1881年，他最后的11年，写了1000多页。金斯堡的《我们这一代人》也有传记性质。读这些传记，你会有一个突出的感受：不管这些作者写的是哪种类型的作品，他在好大程度上都是在回应他身处其中的那个世界的问题。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里，这一点比较明显，我们读他的小说，能够直接读到他对俄国人的深刻感知，对俄罗斯命运的深刻关切。那时候，简化说来，斯拉夫本土信仰和西欧启蒙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张力。大家都知道，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启蒙造就的是虚无主义，败坏了俄罗斯的智识阶层，要避免或克服虚无主义带来的灾难，俄国需要坚守东正教信仰，这种信仰在下层人民那里仍然具有巨大的生命力。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眼里，屠格涅夫是西化的代表人物。在当时大致同辈的俄国大作家里，屠格涅夫最西欧化，陀思妥耶夫斯基最抗拒西欧化，托尔斯泰居中。

卡夫卡的作品不同，他的故事似乎并不发生在一个具体的时空之中。但当然，我们都知道，他表现的世界、他表达的困惑，正是近代转向现代的整体精神状况。

不过，泛泛谈论一位作家面临的时代问题，谈论他对这些问题的思考，这通常没什么帮助，往往还会误导。一位作家的优秀之处在于，他有他独特的感知方式来呈现问题和思考。你简简单单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从东正教保守主义立场来写作的，那就没意思了。那我们就无法理解，那么多跟东正教毫无关系的人，包括我们自己在内，怎么会被陀思妥耶夫斯基打动，被他引向生活的深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不少观点，他的反犹主义、俄罗斯人道德格外高尚，这些观点我大概都不接受。我倒不是说，要把这些观点跟他的作品分开，分不开，但不能把他的作品还原为这些观点和另外一些观点。他的作品呈现为一个整体。这个整体可以这样分析那样分析，但整体性本身带来的精神感召力是首要的。

这一整体性不是一些观点通过逻辑连成整体的，一位作家，一位艺术家，借助他独特的艺术手法造就这种整体性。我刚才说，所有这些作品都有深刻的现实关切和现实意义，这绝不是说，作者会成天谈论关怀和意义。一位艺术家也许会跟我聊聊这些，但他跟同行，跟懂行的人在一起，他们谈一个线条对整个造型的影响，两种色彩这样搭配产生的是什么效果。外人听来只是技术性的问题。

总之，现实关怀不等于这些作者写出来的是类似报告文学那样的作品。一位优秀的写作者，固然都从他的切身的、具体的经验获得灵感、汲取营养，固然念念不忘他的当代问题，但另一方面，他天然都会跳开一步去思考他的当代问题。有一句老话：你要想看清现在，就必须得跳开现在一步。大作家都有这样一种天赋或者能力。

也正因为如此，我们这些不同时代、不同国度的人读到这些作品，都能有很多收获。我们普通读者读《神曲》，当然不知道里面这个人物那个人物的原型是谁，但丁赞扬这一位痛贬那一个有什么私人经历作为背景。对这一维度不大了解，也可能不大关心。这没什么不好，毕竟，他不是在写日记，我们关心的不是作者而是作品。

三

其实我本人不是传记迷，读过的传记不很多。有的朋友，作品读得少，传记读得多，我还笑话他。钱锺书话说，有鸡蛋吃就好了，不必去打听鸡蛋是哪只母鸡下的。当然，了解作者本人的生活经历，这本身也会蛮有意思，而且，也很有可能增益我们对作品的理解，只要别把作品还原为作者日记就好。

但传记也不只是为了增加我们对传主的了解。我以前对传记的定位有点儿偏颇，这次连续读了好几本厚厚的传记，改变了这个定位。现在我觉得传记这种体裁，既是作者、作品研究，同时也是一种特殊体裁的历史，围绕着某位人物书写一个时代。

这让我们很难为书分类。卡夫卡传放在文学类，要是拿破仑传呢？我觉得这个行读图书奖要继续办下去的话，怎么分类还需要再琢磨琢磨。《金斯堡文学讲稿》为什么在思想类而不是在文学类？思想和新知肯定很不容易划分。归在新知里的书性质上相去尤其远，《病人家属，请来一下》，写得挺好的，也的确值得推荐给癌症病人的家属，但跟《从灵光殿到武梁祠》，完全不搭界。我个人印象呢，好多新知类的好书没选进来，要是我，肯定会优先选尼克·莱恩的《复杂生命的起源》、马修·科布的《大脑传》。

我很喜欢读科普书，专业的读不懂，只好读科普。我对科学的新发展很感兴趣，此外，我也很关心科学与我们对世界的一般观念之间的联系。有些问题，只有科学能给我们答案。比如说，我们的宇宙存在了多长时间，大家只相信科学家告诉我们的结论，我个人更是深信不疑，比一般人更信。但我不觉得科学对我们解决人生问题有多大助益。你爱上了一个人，为什么会爱上他？我不会去问生理学家、心理学家。我们为什么有现在这样的政治制度？这不是个科学问题，甚至不是政治科学能回答的。维特根斯坦说，科学的问题都解决了之后，我们应当怎样生活的问题还没开始呢。

科学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我的思考很大一部分就在琢磨这一类问题。这也包括去探究一开始是怎么会有科学的，希腊人，伽利略和牛顿，他们是怎么开始去用科学方式思考世界，解决问题的，后来又让很多很多现代人认为“科学万能”的？当然，你会在更具体的层面上思考这些问题。比如伽利略会问，我们看到绿色，但绿色真的存在在这个世界里吗？我们今天受过教育的人都知道，我看到你穿着绿色的衣服，那是衣服上发出的一些光线，投到我的视网膜上，于是我看到绿色。可是，光线投到视网膜上，视网膜并没有变绿，感光细胞也没有变绿，大脑神经元也没有变绿，结果，从衣服到大脑皮质，都找不到绿色。那么，我们怎么会看到绿色的？

要么，干脆说，绿色、颜色，那就是幻觉。且不说那是不是幻觉，就算是幻觉，我还要问：幻觉存在还是不存在？如果它存在，存在在哪儿呢？存在在大脑皮质上吗？这些听起来是些古怪的问题，跟我们的生活毫无关系，跟现代性那样的大问题离得更远。也不一定。绿色、红色是幻觉，是我们主观的感觉，扩大言之，五彩缤纷的世界、爱恨情仇，整个是主观的感觉，世界里真实存在的只有一些基本粒子和它们的运动。在经济学里，只有自利是可靠的，所有经济活动都要立足于利益最大化得到解释。人的心灵要用心理学这门科学来研究，我得了抑郁症，医生就检查我的血清素分泌，用化学药物来治疗。我说得没什么条理，但你也许能感到，这些事情互相连在一起，构成了我们时代的现实。我们常常听到面对现实的呼吁，不过，不能把对现实的关切理解得太窄。需要从不同的视角和不同的层面上关注现实。

说回到读书，读那些好书，能够帮助我们打开视野，提高思考的层次，更充分地理解现实的丰富，更深入地把捉现实的脉络。然而，现在每年出那么多书，哪些是好书呢？我们这些评委，当然各有各的局限、个人偏好，但总体上，有更多的读书的经验，对书的品位有较好的判断力，应该能够帮助广大读者去遴选那些对他们更加有益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