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整理·孙若茜

尤其随着年龄的增长，每个人的阅读可能都会跟随自己关心的问题走进一条胡同里。但是你们让我当评委，又把我从胡同重新拉到了大街上。换句话说，如果是我自己选择阅读，我的阅读面不会这么宽，又是思想，又是新知、文学，我不能说大开眼界，也还是有点开眼界。

在读这些书的过程当中，我有一些非常直接的体会。一是我们的思维方式长时间是被英语读物塑造的。这里面大部分书是英语翻译，很少有从其他语言翻译过来的书。那么从我们现实的文化处境来看，我们的语言现实和政治、历史现实相互之间是错位的。另一个感想是，和世界上重要的思想者相比，当代的中国人用中文思考的能力太差了。

中文当然是可以用来思考的，自古我们有过很多非常厉害的思想者，比如荀子。我们现在所说的，用中文思考的能力其实涉及很多问题，其中一个是语言比较。比如说现代汉语和古汉语有什么不同？它和当下的日语是怎样的关系？跟西方语言又是什么关系？我自己是一个使用语言的人，对这些问题不能说有很多思考，但是有很多感受。

我们可以先从思维方式说，汉娜·阿伦特曾经区分过两种思维方式：一种是僧侣式的思维方式，一种是科学的思维方式。所谓僧侣的思维方式就是冥想式的，坐在树底下一拍脑门儿宇宙就诞生了。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经常碰到这种思维方式，天上地下地讨论无限的问题，讨论生死，更多地是从总体看问题，它包含了很多的选项，但不需要求证。而科学的思维方式是需要求证的，需要实验，需要有正误。按说当下的世界已经进入到科学的思维方式。但是在社会层面当中，僧侣式的思维方式还是大量存在的。

除此之外，可能还有人提出过其他一些思维方式，对于一个艺术家、对于一个作家来讲的思维方式，等等，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角度介入讨论。比如对我来讲就还有梦的思维方式，那里面又包含噩梦的思维方式。这些对于当代艺术、当代文学是非常重要的。

中文，长时间地表现为一种僧侣式的思维，而不是科学的思维。原因是西方的语言是长句子，而中文的句子是短的。短句子和长句子的区别在哪儿？短句子的形式感特别好，用它对仗特别的方便。它是一种特别抒情的语言。但同时，短句子意味着逻辑性不强。当然，相比古汉语，现代汉语已经将短句子变长了，但是依然有它的限度。我们不可能像狄更斯那样一句话写一页纸。一句话能写一页，很大程度上来自他们的语言天生具备的逻辑性，他们的逻辑思维能力是语言本身自带的。

另外，中文并不是孤立于世界的纯洁的语言，最早一波对于佛教经文的翻译，对中文的影响就非常大。近代以来，对于西方思想的翻译带来的影响也非常大。实际上。中文还受到日语词汇的影响。如果我们找来一本外来语词典，去查那些从日语而来的中文字，就会发现我们在当下所说的一切具有理论色彩的词汇几乎都是从日语来的，比如学院、社会、生产力、阶级，等等。这就是我们的语言现实，残酷到这个程度。

在这样一种情况之下，中国人怎么思考问题，其实我没有答案。但这的确是我们面前的一个非常大的话题，得面对。如果意识不到这个问题，思想建设就无从谈起。没有思想能力会造成什么状况呢？也许经济会快速增长，但社会风貌平庸。因为在一定程度内的经济快速增长可能和真正顶尖的文化创造力没有关系，它可以用这个世界上现成的思想支撑。但如果想要继续增长，无法再使用别人提供的模式时，就要考验真正的思想力和创造力了。

在西方，思想是分好多个层面去讲的，哲学意义上的思想，日常生活中每一个人的思想。我们说的思想，就是你能够在思想探索当中走多远，能不能有一个充满能量、充满发现的表述。但我刚才所说的我们的思考能力不行，并不完全是学术能力，是发现、创造能力。

在你们的书单之外，我也有自己的一些阅读，日本人的一些哲学讨论让我觉得很有意思。比如说日本哲学家西田几多郎，他一方面可以讨论康德，一方面又可以跨出西方哲学的范畴向前走。或者说他不一定是向前，而是可以向旁边迈上一步或者半步，但这就是思想能力。具体来说，西方的哲学思想中始终在讨论“我”的话题，本我、自我……但是西田几多郎认为应该回到主客分离的“我”之前的自己，讨论“self”。这对于打开日本当代的思想视野是很重要的。

再说艺术，我们一直在说，我们的艺术应该成为世界艺术的一部分，但实际上在当代意义上并没有产生和世界艺术平起平坐的东西。但是日本做到了。20世纪，日本产生了非常重要的艺术流派“物派”。不光是日本，“物派”的形成和韩国的艺术家李禹焕有着直接的关系。这都是思想的推动。我并不了解经济领域、政治领域的日本思想，但是从这些例子来看，日本和韩国的艺术家和思想者们所做的事情，在中国是缺乏的。

我强调当代意义。我所说的当代问题是连晚清问题都包括在内的所有没有被中国社会彻底消化的问题。过去，我们是从一个现代的角度看这个问题的，现在我从当代的角度看。现代和当代的差异不完全是时间概念上的，而是看问题的角度不一样。现代性是趋同的，比如大家都发展工业，都大机器生产，而当代性是趋异的，在各自不同的文化中，在自身的逻辑里如何发展。现代性有与过去传统的切割，现代的就不是古代的。而当代性里包含了对于传统的处理，不一定是传统，但需要面对传统。阿甘本谈论当代，更多地是指对当代的凝视。他讨论到凝视批判和一个人跟主流社会的距离。我所说的当代和他所谈论的还不完全是一回事。

我所有做的关于古代的研究、唐诗的研究，都是从当代出发的。有一段时间我也从现代性的角度看问题。但后来我发现这样不够，比如我刚才说的，我们很多书都是从英语翻译过来的，但我的旅行可不仅仅是去英美。当我去日本、印度、土耳其、埃及这些国家的时候，我会想，他们和西方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虽然我自己也有很多西方的朋友、很多诗人作家同行，但是如果你在英国碰到一个从巴基斯坦移民的作家，你就会意识到他看到的英国社会和英国白人所看到的，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一个巴基斯坦人和一个印度人看待英国的眼光又会不同。这些经历让我看待问题，包括对诗歌的理解变得丰富。

但用中文思考的方式，并不只是诗人、作家要面对的问题。因为我是写诗的，那么我能感觉到任何一种语言都有独特的节奏感，于是我想，中文的音乐性、节奏感一定跟我们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有关系。但里面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这是需要讨论的，需要有哲学家、思想家专门进入到里面讨论。而中文在下一步能呈现出一个什么样的思想成果，我觉得这是每一个普通人也都有责任的，每一个在网上发言、跟帖的人都有责任。

到目前为止，我所观察到的报道下面的跟帖和视频里面的弹幕，非常典型地反映着中文与这个世界的关系。那里面的中文所呈现的，包括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审美层次，中国人能有多幽默？愤怒能达到什么样的程度？对什么唱赞歌，对什么东西不知道说什么好？中国人的创造力全在里面了。

当然，这些语言的呈现，让一些人感叹说中文完蛋了。我不太同意这样的说法。现代汉语里充满了细胞，它应该是一个有生命的语言。当然，它还应该包含各种温度，各种活跃的分子，它有各种可能性。也许在某一个时代里，大家使用的都是特别没有创造力的语言，以及语言特别俗气的功能，但是下一个时代可能就变了。大家都有点儿钱的时候，中文可能是很懒的，但是当大家都很穷的时候，可能就又不一样了。

大家认为什么是好的汉语？当代作家里有三种趋向，一是回到纯洁汉语，回到三四十年代刚离开古汉语没多久的白话文。另一些人认为我们的语言过度西化，要回到方言。很多人认为方言是土生土长的、原汁原味的中国人的思维。还有一种人受西方的影响，主张回到本源，回到身体。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代写作中，有人努力使现在的汉语成为一种带有身体性的语言，表达疼痛，表达各种欲望、温度、弹性或者是干涩。这三种努力都使得我们的语言活跃起来，远离带有意识形态的新华体。这是在文学领域里表现出来的。

如果你拿这个问题去问不同的作家，每一个人的答案可能都是不一样的。我觉得好的中文不一定就是指美的中文。语言干吗非要那么美？古文美，可如果用古文讨论思想，古文能够讨论庄子，但是讨论不了黑格尔。好与不好，并不在于它美或不美，而在于它是否充满了可能性。

关于可能性，最多的表现就是在翻译上。翻译对于中国现代语言的塑造是非常大的。我们有那么多翻译的书，从诗歌来讲，过去我们把外国诗歌翻译成古汉语的诗歌。那样好吗？如果语言漂亮，但只朝向古诗，那么被翻译的诗歌来到中国其实就是无效的。当我们用现代汉语来翻译外国当代诗歌，补充给我们当代中国诗歌以新的观念，这是翻译的重要性。

我对现代汉语肯定是不满意的。但是光不满意没用，必须去找它的可能性。可以向古人靠拢的地方在哪儿呢？顾炎武曾经说过，恢复三代圣王的语言，就是恢复三代圣王的道。在他看来，语言是跟道有关系的。可能性和每一个人的实践也有关。如果你是一个思想者，那么汉语的词汇，它所包含的含义、概念，你如何发展？如果你是一个作家，那么你怎么充分使用汉语的特征？具体到每一个人，在汉语现有的状况里，你能够发现什么样的可能性，作为当代的中国人，我们多大程度上能够使我们的现代汉语容纳道理？如果容纳不了，现代汉语还有没有资格去讨论真理？